梁平:天府文化的詩歌“家譜”
提要
梁平新作《家譜》集結了梁平文字的血緣、情感的埋伏、故鄉(xiāng)和家國基因的指認,在某種意義上,《家譜》并不是梁平一個人的“家譜”,其實也是你我的家譜,更是天府文化的“家譜”。
嘉賓
梁平,1955年生于重慶,先后畢業(yè)于重慶師專中文系、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研究生班。中國作家協(xié)會全委會委員、中國作協(xié)詩歌委員會副主任、四川省作家協(xié)會副主席;現(xiàn)任成都市文聯(lián)主席、成都市作家協(xié)會主席、《草堂》詩刊主編、《青年作家》主編。著有詩集《山風流人風流》《汶川故事》《巴與蜀:兩個二重奏》《詩意什邡》等多部,散文隨筆集《子在川上曰》和長篇小說《朝天門》。作品獲四川文學獎、重慶市文學獎、中宣部“五個一”工程獎等,詩作被譯介到英、美、法、德等國。
對話
詩歌,天府文化走向世界的第一推動力
記者(以下簡稱記):2017年8月,你作為嘉賓參加了在香港舉辦的成都建設國家西部文創(chuàng)中心專場活動,你的演講引起了各界熱烈反響。
梁平(以下簡稱梁):我的講演核心就是天府文化。天府文化包羅萬象,涵蓋很廣泛,我們需要從中找到文化基因。詩歌就是天府文化找尋的文化基因,是最重要的基因,成都的每條大街小巷都有詩歌流淌。成都一直吸引不同時代、不同地域的名家,清代大才子李調元說,“自古詩人例到蜀”,古往今來,就有王勃、盧照鄰、高適、李商隱、杜甫、岑參、白居易、黃庭堅、劉禹錫、元稹、陸游……作為中國的詩歌重鎮(zhèn),成都產生了很多影響世界的詩人和詩歌。而新詩100年來,成都詩歌在漢語詩壇上更是不可替代。稱成都為詩歌之都,實事求是。詩歌已凝結為成都的城市氣質。
記:你心目中的天府文化是什么?
梁:“天府”一詞最早見于《周禮》,本是指一種官名,其職責是“掌祖廟之守藏”,可見“天府”是專門保管國家珍寶、庫藏的一種官職,后人用以比喻自然條件優(yōu)越、形勢險固、物產富饒之地。今年成都市響亮地提出了發(fā)展天府文化,這是一個從來沒有的了不起的文化大舉措。這個概念的提出是一種貢獻,改變了以往針對天府文化僅僅是學術研究的狀況。我認為,天府文化從來就沒有過時!它是一根主線,可以把所有成都豐富的人文絲線串聯(lián)起來;它是一個大統(tǒng)領,統(tǒng)領了大文化范疇的所有奇珍異寶,包括歷史文化名城、非物質文化遺產、文創(chuàng)產業(yè)以及建筑、音樂、美術、文學等所有文化領域。在我看來,詩歌,是天府文化走向世界的“第一推動力”。在這樣的態(tài)勢下,成都的詩人要有責任與擔當精神。
記:在2017成都首屆國際詩歌周的開幕式上,中國作協(xié)書記處書記、副主席、著名詩人吉狄馬加指出:“這是一次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詩歌盛會,許多外國詩人表示,他們不僅感受到了詩歌之城的風采,也感受到了天府文化的魅力,他們會繼續(xù)創(chuàng)作,把詩意成都介紹給更多的人。詩歌周以詩為媒,將讓天府文化閃耀世界舞臺?!?/p>
梁:2017成都首屆國際詩歌周的完美舉辦,向全世界展示了成都的偉大詩歌傳統(tǒng),提升了城市文化影響力、凝聚力、創(chuàng)造力,展現(xiàn)天府文化的豐富魅力。我們也深切地感受到,與會的幾十位外國詩人沉浸于成都優(yōu)美的詩歌長河里,享受天府的神奇魅力。明年,我們將舉辦第二屆“成都國際詩歌周”,不僅希望辦成一次讓世界聚焦天府文化的盛會,也著力將其打造成成都的“文化地標”,成為一年一度的世界級詩歌盛會。
巴黎—成都之間的詩歌天橋
記:吉狄馬加上世紀90年代在成都工作過較長時間,也去過巴黎多次,他認為世界上最相似的兩個城市就是成都和巴黎,城市氣質十分相似,都富有創(chuàng)新力又有包容性,都有一種特殊能力——能把時光放慢。
梁:這恰恰是我們正在規(guī)劃的明年“成都國際詩歌周”的重點。詩歌是成都的靈魂和精神,成都的城市透露出詩意的氣質,而巴黎的浪漫與詩性,與成都異曲同工。兩座偉大的城市擁有太多的共性。明年我們會邀請全世界的詩人與藝術家來成都,一起討論巴黎、成都的詩意生活與歷史文化傳承。“成都詩歌周”要成為國際文化品牌。
記:我們也注意到,以往的國內詩歌活動,參加者一般都是詩人,屬于圈子內的活動。
梁:我們必須打破“圈子”的小框框、小天地來慎重對待“成都國際詩歌周”。詩歌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,詩歌活動應該落地,應該與大眾、與時代息息相關。著眼于詩歌與音樂的結合方式,我們邀請了本土的民謠歌手,正在創(chuàng)作一批出自本土詩人、音樂家之手的詩歌與音樂。通過民謠演出,讓詩歌走進千家萬戶,讓詩歌插上音樂的翅膀,讓成都的聲音飛向不同國家、不同種族的耳朵。
另外,我們還要打破以往詩會“會議室里開會”的慣例,把詩歌朗誦會、詩集簽售、討論會、民謠、詩交響演出等推向高校、社區(qū)、軍營、街頭、村寨,詩歌是一粒粒種子,要讓詩歌實實在在地活在民眾生活中,最后成為我們的文化森林。
記:你提到明年的“成都國際詩歌周”將以成都和巴黎為主,舉辦兩個城市詩歌的圓桌會議,就東西方詩歌與城市、與哲學的關系展開更高水平、更高層次的對話和討論,這讓人十分期待。
梁:我們考慮將推出《世界詩人筆下的成都與巴黎》與《中國詩人筆下的巴黎與成都》這樣的多語種著作。
記:既然詩歌是成都的名片,是否還有一些普及舉措?
梁:多年前,我參與推動“詩歌進入成都公交”的文化活動,應該說效果是明顯的?,F(xiàn)在,詩歌將在成都的地鐵站、公交站再次出現(xiàn),一般的方式是采用較為精致小巧的詩歌牌懸掛、張貼在車廂與站點,希望乘客在很短時間里就可以誦讀完一首詩……
成都具有詩意的生活方式
記:成都不僅詩人輩出,更關鍵在于,成都的文化基因里充滿了詩性,這里有著詩意的棲居,成都的民眾生活方式就是充滿詩意的。
梁:完全同意!同時我們發(fā)現(xiàn),四川新詩史與中國新詩史呈現(xiàn)出驚人的同構性,這其中有兩大關鍵詞:詩的想象與詩的生活。詩歌并不是非要寫在紙上,詩更多是一種持續(xù)的生活方式。詩歌語言最能夠和世界對接,優(yōu)雅、休閑、細膩、敏感……這些都是詩歌的品質,是三千年的城市品質,是天府文化的核心。
記:你來成都工作17年了,重慶依舊是你精神、情感的根據(jù)地。
梁:我對成都的朋友說,過節(jié)我要回重慶看望年邁的父母;臨走時,我對重慶的朋友們說,我要回成都了……“回重慶”“回成都”是我的詞語,我在巴蜀之間穿梭,其實是在兩個故鄉(xiāng)之間吸取養(yǎng)分。古人說得好,心安之處即故鄉(xiāng)。
記:你是很早進入詩歌地理的寫作者,成都、重慶兩地還沒有像你這樣深入歷史,從地理視覺寫作的詩人。
梁:十幾年來,我創(chuàng)作的長詩就是圍繞巴蜀轉動的。1300多行的長詩《重慶書》,《詩刊》全文刊布;800多行的《三星堆之門》由《人民文學》全文刊發(fā);3000多行的《汶川故事》由《中國作家》全文發(fā)表……
當時并沒有誰提及詩歌地理學。有些寫作不是因為一個學術概念來了,詩人們才積極跟進的。在我的詩集《家譜》中,《成都話》《紅星路二段85號》《知青王強》《回家》《刑警姜紅》等,對成都人與事、風習、地望、方言等如數(shù)家珍。我的初衷是,這既是我自己的小“家譜”,也是天府文化的大“家譜”,更是“家國之譜”。給你看幾首我剛完成的新作,我尤其喜歡《別處》:
我一直在別處,
別處神出鬼沒。
從來不介意的別處被我一一指認,
比如我的重慶與成都。
重慶的別處拐彎抹角,
天官府、滄白路、上清寺。
成都的別處平鋪直敘,
紅星路、太古里、九眼橋。
我在別處沒有一點生分,
喝酒的舉杯,品茶的把盞,
與好玩和有趣的做生死之交,
與耄耋和豆蔻彼此忘年,
親和、親近、親熱、親愛,
絕不把自己當外人。
記:看別人的生活都幸福,到了自己這里卻都是殘酷。但你的《別處》反其道而用之,你眼里的“別處”充滿了“親和、親近、親熱、親愛”,分明是人間正道。
梁:一個偉大的文化,恰恰就在于它應該具備消解歷史與現(xiàn)實之間、城市之間、地緣之間、人與人之間的“敵意”,而天府文化就具備這樣的功能,它賦予了我淡定、包容的底氣,并總是從欣賞別人的角度對待世界,而不置身于各種糾葛……
記:你平時十分忙碌,近期寫作有何打算?
梁:我一直在寫由100首詩組成的《成都辭典》,算是我對生活十幾年的成都的一個回報。這不是在為成都寫旅游解說詞,而是我力求身、心在場的寫作。作家、詩人應該對天府文化進行深耕細作,比如你的新作《成都筆記》《蜀地筆記》,而不應該是浮光掠影式書寫。我的《成都辭典》包括兩大部分:一是我與天府地理的對話,二是我與天府歷史名人的對話,從現(xiàn)實穿越到古代,又從古代拉回到現(xiàn)實中。我估計要花一年時間才能全部完成。
手記
2017年12月5日 成都
皇城根下的主,川劇園子的客,
與蜀的漢竹椅上品蓋碗茶,
喝單碗酒,擺唇寒齒徹的龍門陣。
這是詩人梁平新作《家譜》扉頁上的題詞,其實也道出了詩集《家譜》的關鍵詞:天府文化、成都、重慶、生活方式……
《家譜》收錄了梁平近年來150余首詩歌,四分之三為新作,分為“為漢字而生”“蜀的胎記”“巴的血型”三大板塊。在我看來,《家譜》的寫作資源就是梁平置身成都、重慶的生活,那種既有別于西北又迥異于江南的生活,是一種滋潤、敏感、詩意的生活。梁平縱橫詩壇數(shù)十年,閱人無數(shù),具有一種從豐富經歷當中提取經驗的能力,又追隨文化深植于現(xiàn)實的根脈,從而找到了本土文化投射于生活的細節(jié)與方式。他以智慧、詩性的言說,不露聲色地規(guī)劃、籌建著他的詩歌地理建筑。東方智慧看重舌頭,因為它比牙齒服役的時間更長,反過來看,這恰恰也是上善若水的天府文化所具有的一種隱喻。放置于汗牛充棟的漢語詩壇,《家譜》的語式、語象,對看得見事體的把握,對看不見情愫的旨歸,均以一種看似不事雕琢、實則不易一字的大氣呈露出來,因而具有極高的辨識度與獨立性。這仿佛在說,我的“家譜”其實也是你的、他的家譜,更是天府文化的“家譜”。
梁平在《家譜》后記《即使陷入,也不會走開》里承認:“詩集《家譜》是我寫長詩歇停之余和之后,近幾年的一個短詩結集。之所以取名《家譜》,是因為里面集結了我文字的血緣、情感的埋伏、故鄉(xiāng)和家國基因的指認。家對于我,是我一生寫作的土壤。我敢肯定地說,我以前、現(xiàn)在及以后的寫作,絕不會偏離和舍棄這樣的譜系。”
“故鄉(xiāng)”從來就與文人結下難舍難離的不解之緣,并被賦予了“家國”的隱喻,梁平的“詩歌地理”,已成功地從純粹的地理概念書寫陣營突圍而出。個人的故鄉(xiāng)之情上升到家國之思,這正是他尋找天府文化“家譜”的當下意義。
梁平的《成都辭典》《重慶書》《汶川故事》,無疑是一個詩人對人文“西南空間”不可忽視的貢獻。他一方面在回溯歷史,另一方面在詩學空間里重新厘定了歷史與自己的關系。學術領域的歷史敘事策略總是“去修辭”的,詩歌演繹的歷史卻是情寓其中,以一己的情感來重構一種生命詩學的歷史,這就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“詩歌地理學”。迄今為止,還沒有哪一個詩人比梁平更用力、更投入、更持續(xù)地書寫過巴蜀的地理點位與自己生命的關系。我不大相信一個作家的文學與文體意識是天生的,人到中年后,逐漸對經驗性的東西產生一種體悟:經驗性不是歷史強加給我們的,抽象的經驗沒有在自己的經歷中過濾一遍,你就無法擁有這種徹骨而澄清的體會。也即,經驗性必然由自己的經歷構成它的骨架,沒有這一支撐,讀再多的歷史書,恐怕也是枉然。
在梁平的詩歌中,他用時間編制的大氅光潔而順滑,既令自己的文學足跡清晰顯形,又讓與足跡牽連的天府大地成了詩情畫意的壯闊遠景。